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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頓網校小編在2015年3月6日星期五為您整理了一則業(yè)界評論的新聞——羅天昊認為新人民幣可印魯迅圖像
換錢，換人。
換錢，換人。
近日，有人提出，中國應更換人民幣，以逼迫貪污分子的財富出籠，引起了巨大爭議。不過，鑒于中國實際上的物價飛漲，發(fā)行新的大額貨幣，確實可以考慮。
鑒于很多國家的貨幣以該國文化名人圖像為鑄幣圖案，羅天昊建議，現代魯迅等文人學士，以及古代諸子百家，均應成為人民幣鑄幣圖像。
現代國家的鈔票圖像，多采用對國家有巨大貢獻的名人肖像。如日本的*5面值，是思想家福澤諭吉，美國的*5面值，是獨立宣言起草人富蘭克林。開國總統(tǒng)華盛頓只值一美元。中國*5面值，印的是*5的官。
其它圖像成為該國貨幣圖案的學者，更多不勝枚舉。英國的狄更斯，奧地利的莫扎特和弗洛伊德，日本的夏目漱石，法國的居里夫人，德國的高斯，瑞典的小說家拉格洛夫等都在自己國家紙幣上有一席之地
國家意志的偏好，直接影響國人的價值導向。
而一個國家貨幣的圖像，某種程度上，反映了其國家的價值取向。
老版人民幣，圖像多體現工農做主，民族團結。1962年發(fā)行的人民幣，一元紙幣的圖像，是一個勞動模范，拖拉機手梁軍，屬于“工農代表”，第四套人民幣的一元紙幣，圖像是當年的少數民族女子石奶。
新版人民幣的紙幣，從一元到一百元，圖像全部是毛澤東。
為了打鬼，借助鐘馗。毛澤東生前從來不愿意摸錢，不一定愿意上人民幣，去世后卻被抬上財神之位，滄海橫流，唯有一人被公認，只能拉出來祭旗。
就政治地位而言，中國的知識分子，對于權力的依附日益嚴重，逐步失去獨立性，或為體制內，淪為上峰行為的解釋者，不當政策出臺，當初總有一幫知識分子鼓噪吹拍。反腐無力，國人憤怒，于是有人出來炮制怪論，稱“腐敗可適度”，即至后來，有消失無蹤，既無人格，亦無擔當。人言申紀蘭是舉手委員，中國同樣存在大批文人，堪稱舉手學士。重慶事件之后，大批與薄熙來交好的學士紛紛劃界自保，反是總被人嘲笑的司馬南之流，仍然力挺重慶模式，雖然不智，好歹也算有擔當。
而體制外知識分子，則日益被邊緣化。不僅眾多雄才延誤，馮唐易老，更有很多因為仗義執(zhí)言，成為被權力階層整肅的對象。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時代，黃鐘必被毀棄，“大國復興62%”這樣的可笑研究成果流行之時，真正有才干的知識分子，必然被淹沒。
就經濟地位而言，文化人亦日益淪落。胡適在北大教書時候，工資600元大洋，結合當時物價，他半年收入，足夠在北京買一套兩進的四合院，堪稱“豪宅”，魯迅的收入亦不低，一年的收入，也夠買一套房。今日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教授，如果不去外面走穴，或者是申請到國家研究經費，靠工資和稿費，絕對買不起北京的房子。而各種走穴教授，到處晃蕩，鼓噪賣藝，日益荒廢學術，可謂進亦憂，退亦憂，大勢所趨，難以兩全。
普通知識分子，更是斯文掃地。大量青年高校畢業(yè)生，成為蟻族，更有少數人無路可走，生存堪憂，北大陸步軒，空負滿腹經綸，淪落街頭賣肉，令人嗟嘆。
世界潮流，浩浩蕩蕩。以價值而論，著名社會學家托夫勒在《權力的轉移》一書中稱，按照社會進化程度，權力的轉移路線，是從暴力轉移到資本，從資本轉移到知識。由此，判斷一個國家的現代程度，即可看這個國家，是否重視知識，而是否重視知識，又要看是否重視知識的載體，即知識分子。
在中國現代歷史上，其實有兩次收權。一個是民國時代，一個是改革開放初期。而收權的過程，即是抑制權力階層，釋放資本與知識的力量，所以，改革開放初期，中國不僅涌現了一批優(yōu)秀的企業(yè)家，也涌現了一批優(yōu)秀的思想家。
改革后期，中國社會階層日益固化，權貴階層崛起，富人階層失去了謙卑，工農萎縮，中產與知識階層亦萎縮，唯官獨大。尤其是最近十年，更是如此。權力的轉移，從知識流回了暴力。
毛澤東青年的時候，曾發(fā)豪言“指點江山，激揚文字，糞土當年萬戶侯”，而當下的現實是，只要你是“萬戶侯”，則足以視一切非糞土。一介小吏，都敢叫囂“我爸是李剛”，若掌大權，豈不更是橫行無忌，視眾生如無物？
改革成為眾望所歸。
反腐初見成效，已日益深入，同時，國家價值導向，亦需明朗。既要把權力關進籠子，請下神壇，則必扶助工農大眾，尊重知識階層，鑒于此，人民幣印上魯迅等現代知識分子，從老子，孔子以來的古代知識分子，以及工農大眾圖像，應為勢所必然。
是時候考驗改革誠意了。給民眾交納“投名狀”，才可贏得民眾支持。當年分田地，就是革命者給民眾的“投名狀”。要獲得新的改革動力，亦需此過程。
來源：網易財經
來源：網易財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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