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頓財經題庫
【小編導讀】: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,歐亞一體化因為巨大上機而走在一起??v觀這幾年的經濟體系趨勢,美國主導的舊金融體制已經走向衰敗,中國開始施行大逆,開啟轉亞投行的“末班車”效應。
  “過去的一個月可能會留在人們的記憶中,這期間美國失去了作為全球經濟體系擔保者的角色。”美國前財長薩默斯(LawrenceSummers)2015年4月5日在《華盛頓郵報》的專欄文章中感嘆,他無法想象,自布雷頓森林會議以來,有任何事件堪比如下變故:中國建立了一個新的主要(金融)機構,而且美國沒能說服從英國開始的幾十個傳統(tǒng)盟國不要參與其中。
  過去的一個月里,英國、韓國、澳大利亞等美國盟友和法國、德國、意大利、巴西、俄羅斯等,紛紛向中國發(fā)起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(AIIB,下稱亞投行)遞交加入申請,使亞投行的“朋友圈”激增到超過50個。G8成員國中,除了美國和日本,都申請加入亞投行。
  不到半年前,亞投行首批21個創(chuàng)始成員國簽署備忘錄時,人們還在討論亞太區(qū)四個主要經濟體日本、韓國、印尼和澳大利亞的缺席。短短幾個月之內,亞投行在亞太地區(qū)的擴容不再是焦點,人們關心的是,它還將吸引多少歐洲、美洲國家加入,以及美國和日本何時、以何種形式加入。
  英國《金融時報》的一篇報道揭秘了這場“雪崩”是如何發(fā)生的。像多米諾骨牌一樣,英國得知有其他歐洲國家先向中國提交了書面確認函之后,提前5天于3月12日提交申請,隨后瑞士、法國、德國和意大利在一周內跟進。報道認為,歐洲國家不顧美國的勸阻,趕在3月底申請截止日期之前“爭相拜倒在中國面前”,是為了贏得人民幣結算業(yè)務,并爭搶幾個創(chuàng)始成員國的席位以及亞投行歐洲總部所在地。
  如果說這是一場令中國人自己都感到驚喜的大逆轉的話,是中國自身的經濟實力,亞洲經濟的發(fā)展?jié)摿?,歐亞一體化的巨大商機,與美國主導的舊金融體系的衰老,共同導演了這場亞投行的“末班車效應”。
  亞洲機會
  如果它不進入這個體系,就無法分享整個亞洲經濟發(fā)展中的機會。
 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是國內最早向決策層提出亞投行構想的智庫,該中心是國務院前副總理曾培炎退休之后出任理事長的一家智庫。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長徐洪才告訴南方周末記者,他們早在5年前研究過我國外匯儲備的創(chuàng)新使用,當時的外儲接近3萬億美元,主要投資渠道是美國國債。在國經中心的建議下,2012年國家外匯管理局成立了外匯儲備委托貸款辦公室。至2014年,我國對外直接投資QDI首次超過FDI。
  與外儲的創(chuàng)新使用一脈相承,2011年3月底,G20高層研討會就全球需要建立新的投融資機制達成共識后,國經中心向國務院提交報告,建議可以利用外匯儲備,發(fā)起成立一個開放性的金融機構,搭建一個平臺,把亞太地區(qū)的高儲蓄率轉化為有效投資。后來的亞投行多邊臨時秘書處秘書長、時任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長金立群當時也有參與報告的討論。
  半年之后,習近平主席于2013年10月訪問東南亞時,提出中國準備籌建亞投行。
  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執(zhí)行董事金中夏認為,“中國這次抓住了亞投行的主導權,是因為這些年我們通過發(fā)展具備了這個實力,在國際上,多邊關系的話語權最后還是看你的實力。”
  中國已經是世界*9大貿易國,GDP總量僅次于美國,而且經濟增速還一枝獨秀地保持在7%左右。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是亞投行的強大后盾,亞投行首批注冊資本為1000億美元,中國出資500億美元,而2014年末中國外匯儲備余額已達到3.84萬億美元。
  而亞洲經濟目前是全球經濟的火車頭。亞洲占全球經濟25%的比重,人口50%以上。其中亞投行*5的兩個創(chuàng)始成員國——中印兩國的人口就占了全世界的三分之一,并且是當今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兩個大國。
  “將來經濟發(fā)展的重心畢竟是在人口眾多、經濟水平又有待提高的亞洲地區(qū)。”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聶慶平對南方周末記者說,“為什么這么多國家要加入亞投行,因為如果它不進入這個體系,就無法分享整個亞洲經濟發(fā)展中的機會。”
  關于亞洲基礎設施的資金缺口,一個被廣為引用的數(shù)字是亞洲開發(fā)銀行的預測,從2010年起到2020年,亞洲每年需要8.2萬億美元基礎設施投資,而主要定位于解決貧困問題的亞開行每年僅能為基礎設施放貸100億美元。
  “如果世界上有一個基礎設施的專家,那就是中國,中國知道怎么做,無論是中國進出口銀行還是國家開發(fā)銀行,他們都有很多的經驗。”劍橋大學政治和國際研究系高級研究員雅克斯(MartinJacques)近日在博鰲論壇上說。
  舊體系的改革惰性
  “美國沒能履行承諾,而美國支持的政策也阻礙其他國家通過現(xiàn)有體制提供或獲得各類融資,所以中國建立亞投行的障礙已經掃清。”
  亞投行得以在全球發(fā)達國家和發(fā)展中國家中刮起旋風的另一方面原因,在于美國主導的舊國際貨幣體系的失效、式微與改革惰性。
  薩默斯認為,英國等國家不惜冒犯美國,毅然加入亞投行,原因是美國的全球經濟策略由來已久的失敗。他指出,美國左翼的壓力帶來各種限制,致使很難通過現(xiàn)有開發(fā)銀行向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資金。同時,美國親自推動的IMF管理改革,也由于美國國內右翼的阻力而沒有批準。“由于美國沒能履行承諾,而美國支持的政策也阻礙其他國家通過現(xiàn)有體制提供或獲得各類融資,所以中國建立亞投行的障礙已經掃清。”
  基礎設施建設也是美國和日本主導的亞洲開發(fā)銀行以及世界銀行在亞洲的重點業(yè)務之一,但長期以來它們的低效率和官僚主義廣受批評。比如在項目篩選上,亞開行和世行傾向于選擇與自己認可的政府合作,其嚴苛的勞工社會保障和環(huán)境保護標準在發(fā)展中國家往往脫離實際情況,因此將很多項目擋在了門外,即使通過審批也需要數(shù)年時間。許多尋求經濟增長和不想被過度監(jiān)督的亞洲發(fā)展中國家,因此并不喜歡亞開行。
  但已有48年歷史的亞開行堅持自己是在執(zhí)行“a1實踐”的高標準。對此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在3月22日的中國發(fā)展高層論壇上直言,“我多次表示過,我不認可a1實踐。誰是a1?剛才(亞開行)中尾武彥行長也說到,亞開行需要進一步改革,如果a1就不需要改革了。”
  亞開行副行長格魯夫(StephenGroff)在博鰲論壇上對南方周末記者說,“我們在安全、環(huán)境、社會保障等標準上有良好的記錄,而且這些標準的執(zhí)行已經有悠久歷史,我們的股東要求我們必須有高的標準,我們相信這些標準有利于地區(qū)的穩(wěn)定和項目的成功。”
  對于外界詬病的官僚主義,格魯夫則表示,“當然,我們有官僚主義,任何歷史悠久的大機構都有官僚主義。我們現(xiàn)在正在努力提高效率,消除官僚主義,使我們的響應速度更快。”
  在世界銀行,中國持有的投票權僅為4.9%,相比之下美國則高達16.3%。而IMF的一切重大事項需要獲得IMF成員國85%的投票,美國因為擁有其16.5%的投票權份額而具有一票否決權。德勤全球主席阿芒德(SteveAlmond)在博鰲論壇上說,“我一直都說IMF和世界銀行應該改變一下它們的結構,但是現(xiàn)在有很多的惰性,既得利益者會抗拒變化。”
  中國希望通過改革將自己的份額從目前的3.8%升至6.39%,成為美國(16.75%)、日本(6.98%)之后的第三大份額國。2008年金融危機后,IMF曾在2010年提出一個改革方案,旨在增加新興市場國家中國、印度、俄羅斯的話語權,這一方案經過各國理事批準,但是最終美國國會沒有通過該方案,由于美國在IMF有一票否決權,改革未能啟動。
  雅克斯認為美國抗拒亞投行的根本原因,是美國人對中國崛起的現(xiàn)實還難以接受。“作為一個英國人,1945年我們是GDP占了世界一半的帝國,現(xiàn)在英格蘭和蘇格蘭可能都不見得在一起了,這個過程讓我們不敢想象很難接受,但慢慢也就接受了。”他說,“二戰(zhàn)以后,英國就被看作美國的小兄弟,現(xiàn)在居然說英國也要拋棄美國加入亞投行了,這確實反映了全球金融體系的深刻變化。大國的起落可能會帶來一些爭端,美國要接受中國崛起這個現(xiàn)實。”
  高效率和高標準的平衡
  亞投行的主導權行使,實際上也是有技巧的。
  3月31日,亞投行在哈薩克斯坦舉行了第三次籌建談判代表會議,并對《亞投行章程(草案)》修訂稿進行了討論。各方計劃于4月15日確定亞投行最終的創(chuàng)始成員國名單,6月商定章程終稿并簽署。亞投行正式成立時間約在2015年年底,總部將設在北京金融街[-2.18%資金研報]。
  擁有前世界銀行中國副執(zhí)行董事、中國財政部副部長、亞洲開發(fā)銀行副行長等背景的金立群被認為將出任亞投行首任行長。
  樓繼偉表示,亞投行將采用三層管理架構,其*6決策機構是由各股東國組成的理事會,理事會選舉產生由非常駐董事構成的董事會,董事會將本著絕對中立的原則決定亞投行的預算和項目評估等事項,董事會之下是總裁和管理層。
  投票權方面,亞投行的股權分配將以GDP為基礎,其中亞洲成員的股權占比可能在70%到75%之間,亞洲以外國家分配剩余的25%到30%股權。隨著成員國數(shù)量的逐步增加,每一個成員的股份比例都會相應下降,因此不存在中方尋求或放棄一票否決權。
  中國承諾亞投行將更加務實和高效率,但國際上也存在對亞投行是否會因此而犧牲必要的規(guī)制的質疑,如何平衡二者的關系將是亞投行面臨的挑戰(zhàn)。
  基礎設施項目通常有著很長的投融資建設和回報周期,雖外部性價值大但財務回報率并不高,且經常伴隨著腐敗和浪費。在其建設過程中,一些亞洲國家相對較弱的執(zhí)行力、不穩(wěn)定的經濟政策和政局將是其*5的不確定性。
  比如據(jù)中國南車[-1.15%資金研報]研究院的一位人士透露,中國在沙特和土耳其的很多輕軌項目都是賠錢的,“而且是巨賠”。亞投行創(chuàng)始成員國斯里蘭卡也曾因總統(tǒng)換屆,于2015年3月初叫停了中國交通建設[-2.72%]集團投資的科倫坡港口城市項目,該項目造價約15億美元。
  美國和日本是否最終會加入亞投行,是目前*5的懸念。日本財務大臣麻生太郎近日在新聞發(fā)布會上表示,“如果亞投行滿足融資方法等審查條件的話,日本可能參與(加入)討論。”
  日本和美國擔心亞投行以中國的利益為先,成為中國用來輸出產品和制造業(yè)產能的工具。
  但英國財政大臣喬治·奧斯本(GeorgeOsborne)則認為,要解決上述擔憂的*4辦法,是加入亞投行參與到其治理結構和規(guī)制辦法的談判之中來,而不是袖手旁觀。
  對此金中夏的觀點是,亞投行的主導權行使,實際上也是有技巧的,“很多人說英法德意加入進來是我們的一個勝利,但是《金融時報》說,‘似乎’中國贏了,為什么?美國當年TPP是一個大國抓幾個小兄弟國家,先把建章立制完成,然后新成員進來不是談判規(guī)則,而是接受或不接受規(guī)則。”
  來源:南方周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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